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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辽宁三支一扶考试时政热点:读史可明鉴,知古可鉴今

发布日期:2019-08-24 浏览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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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四史”的修撰与刊刻,与中华民族数千年文明相依相伴,是世界上唯一载录绵延数千年的信史,成为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可以源源不断汲取的智慧源泉

习近平总书记说:“中国古代大量鸿篇巨制中包含着丰富的哲学社会科学内容、治国理政智慧,为古人认识世界、改造世界提供了重要依据,也为中华文明提供了重要内容,为人类文明作出了重大贡献。”中国拥有近4000年连贯、完整的历史记载,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以“二十四史”为代表的纪传体正史。“二十四史”的修撰与刊刻,与中华民族数千年文明相依相伴,是世界上唯一载录绵延数千年的信史,成为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可以源源不断汲取的智慧源泉。

“二十四史”以纪、传、表、志的架构,记述了从传说中的黄帝到明末各个朝代的历史概貌,涵盖了我国古代政治、经济、军事、思想、文化等各方面的内容。“二十四史”大多出自历代皇帝敕撰,后经清乾隆皇帝钦定,因此“二十四史”拥有“国史”和“正史”的地位。

中国素有纂修、刊刻“正史”的传统,历代多由官方组织实施,形成各自时代的标准本,通行于世,人们所悉知的宋刊“十七史”、明刊“二十一史”、清刊“二十四史”,无不如是。清乾隆年间《明史》修成,诏武英殿刊刻全部二十四史,“武英殿本二十四史”成为有清一代的正史标准本,通行300余年。一直到上世纪30年代,商务印书馆张元济先生广搜善本,汇集丛残,刻成“百衲本二十四史”,成为当时“二十四史”的最佳版本,受到学界盛赞。但是从“殿本二十四史”到“百衲本”,仍然没有标点,没有断句,不符合现代人阅读习惯,不能适应新的时代需求。新中国成立后,迫切需要一套经过标点校勘,更准确、更清晰、更便于阅读的“二十四史”新本。

1956年,著名学者、长期在文化战线工作的郑振铎先生,在《人民日报》《政协会刊》先后发文,明确提出整理出版“面貌全新、校勘精良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版的二十四史”的建议,首次系统讨论整理“二十四史”的问题。1958年,毛泽东主席指示,组织标点“前四史”。吴晗、范文澜随后主持召开“标点前四史及改绘杨守敬地图工作会议”,制订计划,优先整理出版“前四史”,并兼及其余二十史及《清史稿》的点校、整理、出版工作,以给读者提供一套标点准确、错误最少、便于阅读检索的本子。新中国版“二十四史”的出版工作正式拉开序幕。

党和政府历来重视历史传承,点校本“二十四史”是在党和国家有关领导的亲切关怀和部署下,高效组织有关力量,集中各方面资源,合力完成的一项宏大出版工程。“二十四史”的整理出版,完成了从博古架上的“古董”到人人可取而读之的现代读本的转换,是新中国古籍整理出版的标志性成果。其中《史记》首先出版于1959年9月,向新中国成立十周年献礼;《宋史》最后出版于1978年,标志点校本“二十四史”最终完成、全部面世。

“雨雨风风二十年”,亲历全过程的中华书局原副总编辑赵守俨先生用这7个字来概括“二十四史”整理出版的历程。从1958年到1978年,在中央大力支持下,中华书局集全国学术界和出版界之力,200多位学者编辑参与,完成了这一历史性的宏伟文化工程。

顾颉刚先生1954年进京,在领衔完成史学巨著《资治通鉴》的标点之后,又完成了平生最大夙愿——第一个《史记》三家注整理本。1971年,周恩来总理作出批示,决定“二十四史”除已有标点者外,再加《清史稿》,都请中华书局负责组织,请人标点,并由顾颉刚先生总其成。年迈的顾先生受命承担“总其成”之责,用一周时间起草了长篇宏文《整理国史计划书》。

1958年,著名文史学者宋云彬先生奉调进京,将毕生精力最后奉献给“二十四史”,协助顾先生完成《史记》点校,独自完成《后汉书》点校,承担南朝诸史的编辑工作。

1963年,由中宣部、教育部发文,借调武汉、济南、天津、广州等地高校多位教授进京,郑天挺、唐长孺、王仲荦、张维华、卢振华、陈仲安、刘节、罗继祖、王永兴诸先生集中住进北京翠微路2号院中华书局,参加“二十四史”点校工作,从而留下“翠微校史”的佳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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