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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鼎新:社会运动和“人民”登上历史舞台

发布日期:2020-07-25 浏览次数:

赵鼎新:社会运动和“人民”登上历史舞台

  而近几十年来西方的右派和保守势力却在整合。就本文而言,认同政治的历史意义在于“人民”范畴的进一步扩展:女性、少数族裔、同性恋者,以及社会上的一些在以前看来是处于“病态”的亚文化群体逐渐加入了政治过程。

  第四是社会运动社会的到来。在人民形成的早期,参加游行和示威的大多数为社会下层或者是年轻学生,而国家则往往采取抵制甚至是镇压的对策。因此,社会运动的参加者大多数是男性,年轻人或者是学生,因为这些人打架打得动,逃起来跑得快。但是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到今天,社会运动在欧美国家被进一步纳入合法的制度框架,而社会抗争在认同政治兴起后的规模和剧烈程度也在不断减低,抗争被血腥镇压的可能性因此大大减小。同时期,欧美的右派、社会中上层和宗教团体也越来越能自觉地运用社会运动来获取他们的利益。可以说,当今欧美社会几乎所有的团体都学会了运用社会运动来谋取利益。欧美社会因此变成了社会运动社会——人民的范畴有了前所未有的扩展。

  总结一下:前现代欧洲的政治是精英政治,而欧洲的精英群体主要由君主、贵族、教会和商人四个行动者组成。在欧洲的现代化进程中,君主势力转变成民族国家,商人转变成公司 /企业,而三类人士——贵族、教会人士和臣民——则转变成了现代意义上的“人民”。在欧洲的军事和经济压力下,世界其他各国的传统精英政治结构也被摧毁,“人民”作为一支政治力量在世界范围内走上了舞台。

  

  解构“人民”

  

  当“人民”作为一个社会行动者刚登上历史舞台时,很少有人对此历史意义有真正的理解。比如马克思,他强调人民的阶级性——工人阶级起来了,它的历史作用就是推翻黑暗的资本主义制度。从十九世纪直至今天,大量的思想家都对“人民”的意义不甚了了。不理解就出现了认识偏差。左倾的支持人民,支持某一类人民,甚至想推进某一类人民势力的增长;而保守的人反对、惧怕人民,试图抵制人民力量的兴起。

  对历史过程理解的偏差也反映在西方学者研究社会运动时产生的问题意识中。早期的西方学院派学者,特别是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以前的美国学者,大多数比较保守。他们也许并不会认为闹事的人的要求都是无理的,但是他们认为社会上存在着许多争取权益的合法渠道,因此人们完全没必要用社会运动、甚至是更为极端的方式来争取他们的权益。他们还会认为参加社会运动的人是不理性的,容易听信谣言,因此他们花了许多精力来研究社会心理学、群体的形成过程以及谣言的形成和传播机制,等等。

  二战后西方经济迅速发展,中产阶级群体和大学生群体有了很大的扩展,许多家庭出现了第一代大学生。上世纪六十年代,西方兴起了以学生为主体的新左派运动。新左派运动式微后,不少参加运动的学生继续求学,有些进入了研究生院,试图了解自己过往行动的历史意义。早期的社会运动理论强调运动参加者的非理性一面,并且说运动的参加者往往是随谣言起舞。左派学者反对这种观点,提出一个新的社会运动研究视角。在新的视角下,社会运动不再是一个社会心理学过程,而是一个被政体排斥在外的群体进行抗争的政治过程。这一新的价值指向,以及伴随着这一指向而产生的种种新的问题意识,大大地促进了社会运动研究的发展。但是,这一新的理论视角其实不过是对“人民”作为一个社会行动者的权力发展到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时状况的一个描述。在今天的欧美国家,“人民”的范畴已经大大超过了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时的规模。今天的欧美已经是一个社会运动社会:原来主要是左派搞运动,现在右派也搞;原来是社会下层搞运动,现在上层也搞;原来参加社会运动的主要是男性,而现在女性大大增多;原来青年人是社会运动的主体,现在是什么年龄都有。也就是说社会上的每一个群体都学会了运用社会运动来争取权益这一方法。

  新的研究视角对“人民”性质的左倾理解还带来了另一个误区。一般的观念是,在现代社会的三个行动者中,国家和公司都是坏的,而人民则是好的。必须说明,这种观念在很大程度上是有道理的。国家有枪有炮有警察可以镇压,而人民只能示威游行;国家还控制着大量的信息,他们能做广大人民做不到的事情。公司企业手上没枪没炮,因此没有国家的专制能力,但是他们有钱,并且掌握着许多人民无法知道的信息。权力和信息上的不对称给了国家和公司很多便利,而怎么控制国家和公司 / 企业也成了一个永远的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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