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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防群治:重大突发公共事件的社会合作应对

发布日期:2020-03-27 浏览次数:

原标题:群防群治:重大突发公共事件的社会合作应对

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要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广泛动员群众、组织群众、凝聚群众。习近平总书记在湖北省武汉市考察疫情防控工作时指出,“要做好深入细致的群众工作,把群众发动起来,构筑起群防群控的人民防线”,“要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充分发动人民群众,提高群众自我服务、自我防护能力”。有效动员各方力量团结合作进行群防群治,是我国应对突发公共事件时的基础性策略,是我国基层社会治理的鲜明底色,并在此次疫情防控中充分发挥了作用、展现了优势。

群防群治的主要特征是群体性合作。合作是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中广泛存在的一种共生现象,但是只有人类社会能够有意识地长期在大大小小的群体层面进行复杂的社会合作。早在战国时期,荀子就指出,人类“力不若牛,走不若马,而牛马为用,何也?曰:人能群,彼不能群也”。现代社会中,社会合作更是不可或缺。正如美国哲学家约翰·罗尔斯认为的,“对于社会合作,我们别无选择,否则,要么是互不情愿直至仇视抱怨,要么出现互相抵制直至内战”。在与重大突发公共事件不期而遇时,这种社会合作在社区等基层层面所发挥的功用更为凸显。每当出现地震、海啸、火山爆发、瘟疫等自然风险时,或者出现重大环境污染事件、大规模恶性违法犯罪等人为风险时,人类社会就需要在一种主导力量引领下,通过思想动员、组织动员、资源动员等,融合各种基层社会力量为化解危机而合作行动。从这种意义上讲,基层群防群治是人类社会中一种普遍的社会合作现象。譬如,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英、美、丹麦等西方国家大规模推行依靠居民预防犯罪的“邻里守望”计划,而在巴西、印度等发展中大国也能找到诸如“运动预防犯罪”等行动计划。

群防群治在我国重大突发公共事件应对中的地位尤为特殊。一方面,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强调邻里相助、患难相恤的社会合作美德。传统中国社会长期受宗法伦理制度约束,高度重视血缘、地缘关系对人群的约束功用和对资源的调度功用。儒家文化不仅在伦理上进行倡导,如《孟子·滕文公上》曰“乡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则百姓亲睦”,而且进行明确的法律规范,如《唐律·捕亡律》载“邻里有强盗或杀人案发生,见呼告而不救助者,杖一百。闻而不救者杖九十”。另一方面,新中国成立以来,群防群治一直是群众路线在基层社区层面的重要呈现。20世纪50年代全国推广了群众性治安保卫组织,持续开展防治血吸虫病的“送瘟神”行动,60年代形成了后来著名的“枫桥经验”,改革开放之初全国各地普遍建立了治安联防队等,这些都是我国公共危机群防群治的典型样本。最近十多年来,全国各地在基层社会治理创新中出现了浙江的“新时代枫桥经验”,以及北京市的“朝阳群众”“石景山老街坊”“街乡吹哨、部门报到”等新做法,都具有明显的人民主体、多方合作群防群治的色彩。

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来,人口高度流动、价值观念多元及社会风险日益复杂化等问题,对社会合作治理提出了新挑战。譬如,在公共事务领域,出现了一些个体的权利意识快速增长但责任意识却相对薄弱的现象,在私人生活领域也出现了一些个体的自由化过度与社会保护不足并存的现象。所有这些都要求在群防群治的思想、体制、机制等方面更好地突出社会合作特色。

突出群防群治的社会合作特色要求正确认识和处理好一些基本关系。首先,处理好个体自由与社会安全的关系。自由是最为基本的人权,但由于现代社会中的个体有特立独行的特征,故而提升社会安全程度的行动要从社会整体的角度考虑,以实现更高层面的、长久的个体自由为行动准则。其次,处理好维权与维稳的关系。群防群治的重心既包括维护社会稳定,如化解基层矛盾、防控违法犯罪,更包括应对大规模公共危机。平安是人解决温饱后的第一需求,在一个加速转型的现代社会中,只有提高应对和处理公共危机能力,维护了平安这一基本人民权益,社会才能够实现内在的稳定。最后,处理好社会整合与社会合作的关系。在群防群治过程中,政府主导下的自上而下的垂直的社会整合,与政府引导下横向的多元主体间协商共治的社会合作并不矛盾,关键是要结合各地区各领域的实际情况,实现两者间的结构互融与功能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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