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9版:戎耀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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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一多与屈原以身殉志的伟大精神

闻一多与屈原以身殉志的伟大精神

 

 

 

    赵慧

    今年11月24日是诗人、学者、民主斗士闻一多先生诞辰120周年纪念日。

    在历史上,中华民族有过许多深重的苦难和危机,而今天仍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成为世界强国,一个深层的原因,是它始终以自己丰富的乳汁哺育着一代又一代为这个民族的生存、发展和强盛而不屈不挠斗争的仁人志士、民族英雄。闻一多,这个集诗人、学者、民主斗士于一身的人物,就是其中的一个。毛泽东同志指出“中国人民是有骨气的”“闻一多拍案而起,横眉冷对国民党的手枪,宁可倒下去,不愿屈服”“表现了我们民族的英雄气概”。毛泽东在读史的批语中还将闻一多和屈原、文天祥、曾静、戴名世、瞿秋白、方志敏、邓演达、杨虎城诸辈相提并论,称赞闻一多“以身殉志,不亦伟乎!”

    (一)

    闻一多,是一个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他一生不懈的民族情结,高昂的民族气节,不屈的斗争意志,是以对民族历史文化的深层理解为根基的。他曾以近十年的时间研究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深受其人格精神的影响。他热烈地称颂屈原是“一个为争取人类解放而具有全世界历史意义的斗争的参加者”(《屈原问题》),是“中国历史上唯一有充分条件称为人民诗人的人”(《人民诗人——屈原》)。

    屈原的伟大首先在于他有不懈的民族情结。他的《离骚》开篇自豪地宣称自己是“帝高阳之苗裔”,司马迁《史记·楚世家》说楚高阳的六代孙名季连,是楚民族的创业始祖。季连的后代熊绎,正式受封于楚。其后,楚武王之子瑕食邑于居,其子孙就以屈为氏。《屈原列传》称屈原为“楚之同姓”,说明了屈原和楚存在远祖同源的血缘关系。又据史料记载,春秋以来,屈氏如屈重、屈完等许多人都在楚任显职。战国时代,也有一些有名的屈氏人物。屈原不仅称自己是“帝高阳之苗裔”,又说“朕皇考曰伯庸”,这个“伯庸”必定不是一般人物。不难看出,屈原是以楚民族重要的一员自居的。其《离骚》有着感人的不懈的民族情结,其中所称颂的品德纯洁,公正无私的“三后”,应该是指楚先君熊绎、若敖和蚡冒三人,“党人”无疑是指当时楚王周围的群小,“灵修”则直指楚君。诗人对楚先王的景仰,对当时楚君楚臣的失望,以及害怕楚国楚君遇难,愿为之效力的心理,都得到充分的表现。屈原出身贵族,他所处的人文环境,所受的良好教育,使他学术深厚、见闻博洽。不能设想,他在幼年时代心灵深处没有民族情结的生成。其中,楚民族的发展史应为屈原所熟知。《左传·昭公二年》说,“昔我先王熊绎,辟在荆山,筚路蓝缕,以处草莽,跋涉山林,以事天子”。熊通时,楚逐渐强大,熊通要求周天子封他王位,不见许,就自立为武王。春秋时,楚达到空前的强盛,楚庄王成了继齐桓、晋文之后的诸侯霸王。战国初,楚悼王用吴起为相,实行改革,富国强兵,能“南平百越,北平陈、蔡,西伐秦”,(《史记·吴起列传》)楚国国力更加雄厚,就其版图而言,疆域跨今川、陕、豫、鄂、湘、赣、徽、苏、鲁等11个省。有学者认为,如果当时楚国能像秦用商鞅那样用吴起,甚至即使在怀王前后革新政治,由楚来统一中国也不是没有可能的。但楚贵族保守势力太强大,悼王死后吴起被杀;到屈原之世,怀王、顷襄王又昏庸无能,楚国重振雄风统一中国已不可能了。楚国的历史和现状对于出身贵族、与楚同姓、有良好文化教养的屈原来说,必然产生巨大影响,形成对楚民族的热爱、自豪、忧思、希冀、忠诚和献身之情。

    闻一多出生在湖北这个古代楚国的地方,并在浠水、武汉度过了他的少年时代。他出身书香门第,家谱记载为文天祥后裔;良好的家庭教育,使他自小就受到了包括《楚辞》在内的传统文化的熏陶。随着年龄和阅历的增长,面对各种严重的社会问题,特别是有关国家兴衰存亡的令人堪忧的现状,使他和屈原相类似,产生了理之不清、拂之不去的民族情结。

    (二)

    和一般朴素的爱国感情不同,闻一多热爱中华民族,关注它的生存、发展和强盛,是有着深厚内涵的,那就是他对祖国历史文化的非寻常的认识,以及对社会现实、国家前途命运的密切关注和深层思考。

    和屈原“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相类似,在《我是中国人》一诗中,闻一多高呼:“我是中国人……我是黄帝底神明血胤”,“我的心里有尧舜的心,我的血是荆轲聂政底血”,并说中华民族是“伟大的民族”“东方文化的鼻祖”。正因为如此,当他身处美国,切身感受到美国的种族歧视时,他痛苦愤怒之余,还是以民族自豪感来自慰的。这使他倍加热爱祖国,认同祖国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当然,他也深知现今的祖国已经是一个弱国。由于回国后贴近血和泪的现实,他的爱国情感的色彩有了变化,也更深厚。他已经发现,眼下的中华,“这不是我的中华”(《发现》)。因为,他希望这个有五千年历史和文化的“如花的祖国”国泰民安,繁荣昌盛;而今,却是列强肆虐,军阀混战,政治腐败,满目疮痍。这种以忧国忧民为内容的爱国精神,表现在他的许多作品之中。抗日战争爆发,闻一多随清华大学南迁到昆明,沿途的经历,使他切身体会到民族危机已经呈现在眼前。云南是抗日的后方,作为一个负有教学和研究使命的教授,他有过较长时间的“钻故纸堆”的生活,甚至有“何妨一下楼”之誉,包括有关屈原的教学和研究,我们不能说他脱离现实,不关心国事,泯灭了忧患意识。他在致臧克家的信中说:“我始终没有忘记除了我们的今天之外,还有那二三千年的昨天,除了我们这个角落外,还有整个世界。”也就是说,他关注古今中外的文化,要把中华民族及其文化弄个明白,最后开出医治其病症的药方。早在诗人时期,闻一多经历了独尊本土文化、拒绝西方文化和主张中西文化交流融合这样两个阶段,而贯穿其中的基本文化心态却是相同的,那就是民族自尊心和民族危机感。而到昆明后,他更多地对民族文化作了批判,说自己“比任何人还恨那故纸堆”。这同样是一种爱国情绪,他是要从文化的角度探求拯救、复兴中华的精神力量。正因为如此,我们才说民族情结、爱国精神是以丰富深刻的文化为内涵的,而非一般朴素的爱国情结所能比拟。

    应当特别提到的是,爱国主义是一个历史范畴,闻一多和封建时代的爱国志士不同,即使伟大的诗人屈原,也不能把君、国的关系划分清楚。这是历史的局限。闻一多生活在现代,他具有现代民族思想,而在昆明的最后两三年,他更接触到了共产党人和革命青年,并有机会学习来自解放区的马列主义著作,与共产党同舟共济,矢志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挚友;他在给亲友的信中明确表示“我身在南方,心向北方”。他拥护中国共产党的纲领,认定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所以,闻一多的爱国主义具有历史的新内容,达到了历史的新高度。

    (三)

    闻一多十分钦佩屈原的人格精神,而屈原的人格精神集中表现为受高扬的爱国主义的驱动而形成的坚持正义、敢于斗争、不惜牺牲的精神。

    屈原是一个伟大的悲剧人物。恩格斯说,悲剧是“历史的必然要求和这个要求的实际不可能实现”之间的冲突。鲁迅说悲剧是“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屈原的悲剧是其“美政”理想与当时的保守而又强大的楚国贵族势力的冲突。他代表着一种社会进步力量,为楚国改革与发展作出了不懈的斗争,历尽被谗见疏流放之苦,最后投江而死。在这里,屈原接受了儒家积极入世和仁爱思想,却扬弃了中庸之道和温柔敦厚。孔子说:“朝闻道,夕死可矣。”曾子说:“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孟子说:“天下无道,以身殉道。”屈原也是自觉地以道自任,即以实现“美政”理想的承担者自居的。但孔、孟说的“天下无道则隐”“穷则独善其身”的消极一面,为屈原所不取。他在《离骚》中明确地表示:他所害怕的不是个人的安危,而是国家的衰败;为了实现自己的“美政”理想,他决心不折不挠,不断求索,哪怕牺牲自己的生命。屈原以孤独而力量微不足道的个人面对楚君楚臣这样巨大的政治权势,却干预政治,励志改革,在“道”与“势”的矛盾冲突中,他只能处于劣势,而最后也只能“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了。正是这种直面黑暗势力,而始终坚持自己美好的政治思想,昂扬着敢于斗争,“虽九死而不悔”的精神,使他的人格达到了“可与日月争辉”的境界。这正是屈原的伟大,也是他留给我们民族不可战胜的精神力量。

    不必说,闻一多也是屈原人格精神的继承者和发扬者。他说:“要了解屈原的人格,最好比较比较《离骚》和《九辩》”,赞扬屈原“伏清白以死直兮,固前圣之所厚,虽体解吾犹未变兮,岂余心之可惩。”所表现的人格精神。还说:“他的时代不允许他除了个人搏斗的形式外任何斗争的形式,而在这种斗争形式的最后阶段中,除了怀沙自沉,他也不可能有更凶猛的武器,然而他确乎斗争过了,他是一个为争取人类解放而具有全世界历史意义的斗争的参加者。”“如果我也是个‘屈原崇拜者’,我是特别从这一方面着眼来崇拜他的”(《屈原问题》)。他还指出屈原《离骚》“无情暴露了统治阶级的罪行”“喊出了人民的愤怒”,说:“最使屈原成为人民热爱的崇敬的对象的,是他的‘行义’,不是他的‘文采’”;认为屈原的死更“把那反抗情绪提高到爆炸边沿”(《人民的诗人——屈原》)。闻一多对屈原的赞扬,也是屈原式的人格精神的体现。

    (四)

    更可贵的是,闻一多和屈原一样,面对现实,直接用自己的言行乃至生命完成了他的伟大人格。

    闻一多的诗饱含着爱国感情,我们可以感受到闻一多诗中感情的火山爆发式的一面。《一句话》是最有代表性的一首诗,它使人感到,为了变革现实,闻一多这座火山似乎即将爆发。在诗中,他也这样明确地自我表白:“我只觉得自己是座没有爆发的火山,火烧得我痛,却始终没有能力(就是技巧)炸开那禁锢我的地壳,放射出光和热来。只有少数跟我很久的朋友(如梦家)才知道我有火,并且就在《死水》里感觉出我的火来”(致臧克家)。其实,不少未收入《死水》的诗,细细读来也能找到这种感觉。如果说屈原一反儒家“非礼勿言”和“温柔敦厚”的训条,而有“诡异之词”,那么,闻一多《一句话》之类具有火山爆发式感情的诗更展现了战斗者的个性和品格。朱自清说:“抗战以后他又从《诗经》《楚辞》跨到《周易》和《庄子》;他要探求原始社会的生活,他研究神话,如《高唐神女之传说》和《伏羲考》等等,也为了探求‘这民族,这文化’的源头,而这原始的文化是集体的力,也是集体的诗,他也许要借这原始的集体的力给后代的散漫和萎靡来个对症下药罢。”(开明版《闻一多全集·序》)不错,为了“这民族,这文化”的生存和发展,闻一多是在寻找变革现实的强大力量。

    按照朱自清的说法,从1944年参加西南联大“五四”历史座谈开始,到1946年7月15日壮烈牺牲,是闻一多的斗士时期。这个时期,他义无反顾地走出书斋,以昆明这个“民主堡垒”的中坚分子的姿态和勇敢斗争的精神,积极参加了各种重大的政治活动,影响巨大,而使敌人感到恐慌。1945年8月14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全国人民为之欢欣鼓舞。同年10月10日,为避免内战,国共两党在重庆会谈,签订了《双十协定》,确认“以和平、民主、团结、统一为基础”,“建立独立、自由、富强的新中国”。但与此同时,蒋介石却在积极准备发动内战。于是,“民主堡垒”昆明爆发了大规模的“一二·一”学生运动,反对内战、独裁,争取和平、民主,运动遭到国民党的血腥镇压,四个学生惨遭杀害。闻一多作为运动的中坚分子,写下了《“一二·一”运动始末记》,肯定运动的巨大作用,说“在这些日子里,昆明成了全国民主运动的心脏,从这里吸收着也输送着愤怒的热血的狂潮。”此后闻一多更增加了斗争的勇气,面对白色恐怖,他毫无惧色,在西南联大的众多教授里主动站出来主持被反动派杀害的李公朴的后事。而在极少数教授敢于参加的会上,闻一多发表了他那气壮山河的《最后一次讲演》。他像愤怒的狮子,爆发的火山,声色俱厉地谴责国民党特务,指出他们的卑劣无耻,末日即将到来;表示坚信人民的力量,国家光明就在眼前。他早就意识到自己的危险处境,却准备着随时牺牲自己的宝贵生命,这是何等伟大的英雄气概、人格精神!果然,就在当天下午回家的路上,他被国民党特务杀害了!

    屈原以他的理想、斗争和结局,展示了他伟大的人格精神,也预示楚国的衰败及中国统一的历史大趋势即将到来。闻一多代表着正义的革命力量,怀抱祖国和平、民主、统一、强盛的希望,和黑暗势力作英勇顽强的斗争,不惜付出了自己的生命。闻一多以自己的壮烈牺牲加速了国民党统治的崩溃和新中国的诞生,展示了中华民族的英雄气概!和屈原传世中华的不朽诗作一样,闻一多的爱国诗篇是中国现代诗坛的一座丰碑。从他们身上体现出来的爱国主义精神、意志和理想,这种不朽初心,无论在昨天、今天或长远,在新的时代,都是任何力量都无法摧折的中华民族脊梁和伟大民族复兴的精神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