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8版:专题
长江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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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聚社会力量 共筑文保“长城”

凝聚社会力量 共筑文保“长城”

    遗产的价值由社区中的所有人参与决定

    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秘书长 彼得·菲利普

    ICOMOS的全称是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1965年建于华沙。它致力于遗产保护和推动《世界遗产公约》,但这项工作只是ICOMOS工作的一部分。ICOMOS所作的大部分工作,是为文化遗产保护提供理论和实践指导。在公众参与方面,我们做的最大的一个项目是每年4月18日的“国际古迹遗址日”活动。

    “遗产”这个词,原意指的是我们从过去所继承到的东西,包括所有的内容,有好也有坏。但我们所提的“遗产”,更倾向于指那些我们从过去继承下来,并希望传递给未来的东西。但不同的人群心目中,遗产的价值是不一样的。很多遗产在一段时期之后,才能够得到很好的评价。遗产的价值和是否需要保护,需要社区以及其中的所有人参与决定。

    遗产和非遗产,很大程度上要靠社会态度来决定。文化遗产和自然遗产不一样,有的时候,社会群体希望重建而不是保护。遗产的价值往往要到即将消失的时候才能得到彰显。

    因此,ICOMOS专家第一个也是最明显的一个作用就是针对已经被重视的遗产为公众提供专业的遗产建议。更难一点的工作是识别和保护那些没有被大多数人认同的遗产,找到价值点。

    ICOMOS有其道德原则,其第三条旨在处理ICOMOS成员和普通民族之间的关系。首先,所有的ICOMOS成员有责任和义务进行信息的传递;第二,做任何事情都要考虑到公众的利益;第三,我们需要承认并重视社区的参与和协作。有的时候,遗产的价值对于不同群体来说是冲突的,ICOMOS需要注意到每一个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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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组织在文化遗产保护中担任重要角色

    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 梁钢

    十九大以来,党中央一直强调文化自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的文化沃土,汲取中华优秀文化,并与当代价值文化相结合,有利于建设中国特色文化自信。

    当国际社会面临重大问题时,能够提供中国智慧中国方案,有利于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早日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我们需要坚定文化自信,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指明道路和方向,并且将传统文化与现代的数字技术相结合,让古老文化焕发新生。

    社会组织作为协助政府推进文化遗产保护发展、连接民间与政府的纽带,担任着十分重要的角色。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作为公益性的社会组织,在以往的工作中,突破了一些传统的限制,在文物保护方面做出了一些探索和实践。比如:一、积极参与文保事业,承担政府和其他社会主体不能做或者不愿做的事。二、积极联络相关的公益慈善社会组织及其他社会力量,探索社会力量参与文物保护和利用的新模式。三、积极向社会募集资金,对文化遗产进行专项保护。四、开展各项活动,促进文化遗产的展示,宣传价值研究与传播。

    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发起的“薪火相传”活动已开展了十年,十年的薪火相传见证了我国文物保护事业的加强与发展,见证了社会力量参与文物保护的历程。近年来,文创产业发展迅猛,文化遗产发挥了重要作用,很多文创产品是以文化遗产创意为灵魂。当前,数字文旅的新时代已经开启,在数字化信息化的大潮下,我们还需要调整工作

    文化遗产与公众同在

    武汉大学人文社科资深教授 冯天瑜

    城市文化遗产的公共属性和文化遗产保护的公共责任决定了公众参与文化遗产保护的必然性。文化遗产应该原汁原味呈献给公众,大型博物馆、纪念馆承担这一任务,而各种小型专题收藏馆的作用也不可忽略。

    汉口文体中心,其内设有荆楚金石博物馆,有对中国传统的全形拓片工艺的展示。全形拓片又称立体拓片,始于清代道光年间,是一个很了不起的创造,使人类在发明摄影之前就能够在平面上立体呈现器物形态。但这一传统工艺在上世纪四五十年代以来逐渐中断,武汉将这一工艺的全过程重新向公众展示,极有利于我们保存文化遗产并发挥其在民间的文化传播作用。

    文化遗产并不仅指最著名的几个点,而是无处不在,需要我们的发现。比如,当你走在维也纳、圣彼得堡的普通街道上,只要留心观察,就会发现很多建筑上面都有标牌,注明此为某某作家、工程师或医生等人曾经的居所,并简单地介绍其文化贡献。像这样的工作我们应该多做。

    我们应该有选择地特色存留、修整一些街道里分。目前,极具中西交汇特色的汉口里分亟待保护,这些老街巷中都包藏着许多很值得弘扬的文化价值,这些文化遗产都是我们留给后人的历史的实物见证。

    我们武汉拥有相当完整的近代以来的工业遗产,诸如清末的亚洲第一家现代化钢铁联合企业——汉阳铁厂,以及中国近代最重要的陆军兵器制造中心——汉阳兵工厂;民国时期的南洋烟厂、第一纱厂和裕华纱厂;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武钢、武重、武锅和武船等。在对待上述

    节日中的文化和价值传承

    文化和旅游部民族民间文艺发展中心原主任、研究员 李松

    作为人类时间制度的节日,是人们在文化认同基础上共同参与的文化事项。它伴随社会及每个成员的生命过程,积淀着深厚的公共文化财富,是文化多样性和不同文化间相互交流的载体。由节日时空、社区组织、仪式信仰、公共空间、食物用品、艺术游戏、规则禁忌、故事传说等构成的节日文化景观,是文化遗产整体性集中表现和应用的最具社会活力的重要场域。

    在中国的传统社会,我们所说的民俗、习惯、价值观念以及公序良俗,实际上都是在节日系统中得以传承的。因此可以说,节日本身就是一个活态的文化事项。节日的这种文化事项有一个基本的存在的基础——文化认同,对某种历史文化、社区文化、民族文化、区域文化,甚至国家文化的认同,使得节日成为大众的一种社会的集体的行为。建立在文化认同基础上的节日文化习俗,是在公共利益最大化的原则下,以民主协商的方式固化和内化而成的传统,是连接历史和维系生活秩序的重要纽带。

    节日的社会动员能力和优秀传统文化的承载能力,为文化的生产与再生产提供了坚实的社会基础。

    “中国节日”作为国家哲学社会科学的重大委托项目,从2008年开始展开研究,至今仍在继续。据不完全的统计,11年来,已经有多个学科的三四千硕博研究生参与其中,从历史文献研究、田野工作、影像记录数据库建设等方面着手,形成的众多研究成果,为文化遗产保护的不断优化提供了学术支撑。

    真正中国的传统节日,所有节日的安排都

    通过集合院落和社区微中心来“创相遇之境”

    华中科技大学教授 何依

    我们在此借助山西柳林的案例,从大杂院、众生相、灰空间、慢生活、盘子会这五个方面,探索传统街区的本质。

    大杂院。大杂院是传统街区的环境基础。柳林历史上是吕梁地区的一个商镇,这里有高密度商住一体的院落格局,这些院落以街道为轴线,分在两侧前后三排,目前还存有150座合院式建筑。

    众生相。高密度的商住空间模式,催成了熟人社会的空间基础。每天坐在家门口张望的党老爷,打饼子的康师傅,老掌柜毛乃大,鲜活的人物已经成为老街的一个部分,缔造了一个亲切祥和充满安全感的熟人社会。

    灰空间。传统街区社会交往方式按照居住半径呈差序格局,近亲远疏。院子内是邻居之间的日常生活,院子外是街坊的熟人交往,还有大路口是乡里乡亲的聚会场所。

    慢生活。慢生活让乡土有处安放,生活安定,有归属感。辣椒粉盛在盆子里在圪台上售卖,修鞋的薛师傅35年固定在一个摊点……这些都是在慢生活中得以保留的。

    盘子会。盘子会是柳林地区特有的一种可拆卸的精美的楼阁,又叫天官会会。时间是正月十三到正月二十六。盘子的背后是社会组织,包括三部分人:轮流主持活动的主人家,帮忙的纠首,和“跟盘子”的百姓。

    然而,这条街道马上要整体更新了,传统的生活场所和生活方式还能不能存在?无论怎样,未来的历史街区应该有这样一个关键词:“创相遇之境”——通过集合院落和社区微中心来实现。正如英国人类学家拉德克

    保护利用好文化遗产是每个人的责任

    武汉市文化和旅游局局长 杨相卫

    城市文化遗产的公共属性和文化遗产保护的公共责任,决定了公众参与文化遗产保护的必然性。城市文化遗产的稀缺性和不可再生性,决定了公众参与文化遗产保护的紧迫性。公众的文化自觉和新时代保护渠道的多样化,决定了公众参与文化遗产保护的可行性。

    武汉具有3500年建城史,1986年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二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历史文化资源丰富。近年来,武汉积极推进“历史之城”建设,概括起来,主要做法有3个方面:一是高度重视文化遗产保护的社会宣传推广。二是不断完善鼓励公众参与文化遗产保护的制度。三是积极探索公众参与文化遗产保护的形式。

    近些年来,我们在城市文化遗产保护方面做了不懈努力,也取得了一些成绩,但保护工作中面貌趋同、建设失调、管理错位等问题仍然或多或少地存在。要解决这些问题,真正实现科学保护,必须解放思想、创新机制,其中的一个方面,就是进一步激发广大市民参与文化遗产保护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一是要正确处理文化遗产保护过程中政府和公众之间的关系。二是进一步调动公众参与文化遗产保护的积极性。三是充分发挥社会各方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作用。

    文化遗产是人类的共同财富,保护好、利用好文化遗产是每一个人的责任。只有扎根群众沃土、吸引公众参与,才能更好地实现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和深厚滋养,让文化遗产获得更绵长的生命力。

    技术+文化融合探索长城遗产保护

    腾讯云副总裁、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长城保护公益专项基金主任 葛燄

    长城不仅是世界文化遗产,更是中华民族的一种精神象征。腾讯公益非常有幸能够参与到长城遗产保护工作中。腾讯用了4年的时间,做了3个方面探索。

    第一个探索,2016年,在国家文物局的指导下,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与腾讯公益基金会达成了长城保护公益项目的合作,成立了一个专项基金。我们持续运用互联网技术来进行辅助,采集和积累了长城的全息影像和多段长城的三维模型,为其他段的长城修缮提供有效的模式和标准,留下了大量的图片和音频以及技术参数等丰富资料。

    第二个探索,围绕长城保护,创造了一些文创IP:关小小(象征娘子关)、关小偏(象征偏头关)和关小山(象征山海关),令长城文化在年轻人中活跃了起来。基于这些IP,我们制作了很多文创商品,将所得全部投入长城保护的公益项目。

    第三个探索,为了广泛传播长城的科普知识,我们启动了一个长城文化的传播计划,诸如进行长城专家问答、创建长城星空摄影联盟、制作长城绘本和纪录片等。

    此外,我们还携手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通过腾讯公益发起了“长城保护加我一个”的项目,并在今年中秋推出了“长城万里共婵娟”的数字体验。

    接下来,我们还将和更多国内外文化机构、地方政府展开合作,构建一个连接能力更强、共享度更高的数字生态共同体,推动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实现与践行腾讯公司的愿景和使命“科技向善,提升人类生活品质。”

    5G将为文物保护公众参与赋能

    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副研究员 刘爱河

    近年来,各国政府都高度关注5G,5G将带来信息领域的重大变革,改变互联网规则,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世界格局。当前,我国正在全面快速推进5G,2018年确立了第一批18个试点城市,2019年在武汉发出全球第一张自动驾驶车辆商用牌照,湖北省博物馆建成全国首家“5G智慧博物馆”。

    《国家文物事业发展“十三五”规划》中已经明确提出“互联网+中华文明”、物联网、云计算、智慧博物馆等概念,但是由于4G的能力相对有限,所以相关领域发展较为缓慢。5G的超高速、低时延、大连接、泛在网等特征,使得信息采集、存储和获取更加便捷,对信息的分析、匹配和推送更加精准,有利于充分调动各类资源,极大地提高组织管理的效能和精细度。运用边缘计算,对文物和游客信息的采集、分析、运用将更加智能、更加安全,可以大大提高文物保护利用管理效率。超高清视频将有效提升文物安防监控效果,VR/AR将带来感知文物新体验,文物的展示传播也将迎来一个新的时代。

    在5G时代,通过可视化、沉浸式、交互式的手段,公众可以更直观、更便捷地感知文物、体验文物保护维修场景、参与相关活动等,不仅可以提升公众对文物保护的认知水平,而且可以在更大程度上调动公众参与文物保护的积极性,提升公众参与的效率和效果。5G可以为文物保护公众参与赋予更多能量、提供更多可能,信息也会更加透明,人们可以随时随地关注相关项目进展及资金使用情况,这就要求社会组织提高执行力,组织管理要更加规范化、专业化。

 

 

    11月3日,由武汉市政府、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共享遗产委员会主办,由武汉共享遗产研究会、市文化和旅游局、市社会科学院、市社会科学联合会共同承办的第八届“无界论坛”暨第四届“社会力量参与文物保护利用论坛”在武汉举行。来自7个国家的400余名专家、业内人士,共同探讨分享文化遗产保护与公众参与的实践。现将部分专家发言摘要刊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