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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办”成为抗日烽火中一面旗帜

“八办”成为抗日烽火中一面旗帜

    红色遗址

    八路军武汉办事处旧址纪念馆位于武汉市江岸区长春街57号,乘坐402路等公交车到中山大道长江二桥站,乘坐516路等公交车到中山大道芦沟桥路站,乘坐601路等公交车到胜利街张自忠路站,乘坐轨道交通1号线、8号线到黄浦路站,再步行前往即到。

    八路军武汉办事处旧址

    长江日报记者何晓刚 摄

    武汉献金运动中,妇女捐出首饰                                                长江日报记者何晓刚 翻拍

    武汉献金运动中,孩童打开储钱罐捐零钱

    “孩子剧团”团旗

 

 

    武汉市江岸区长春街57号,一栋青灰色旧楼,大门旁悬挂着一块褪了色的藏青底、白字木质标牌“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武汉办事处”,让人肃然起敬。这里就是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武汉办事处(以下简称“八办”)旧址。

    “‘八办’由董必武筹建,从1937年10月正式成立,到1938年10月撤离武汉,虽然只有1年时间,但是在中国抗战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近日,八路军武汉办事处旧址纪念馆业务部主任、从事了27年场馆解说的傅少瑾对长江日报记者说,“抗战全面爆发后,红军主力部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在国民党统治区一些主要城市先后设立了16家办事处。初期,它的主要任务是通过与国民政府联系,领取八路军和新四军的粮饷、武器装备,共同抗击日军。南京失陷后,国民政府的重要部门迁到武汉,‘八办’同时成为中共中央长江局驻地。这时的‘八办’还担负着保卫、掩护中共中央代表团和长江局的任务。”

    可以说,“八办”是1937年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的产物,见证了武汉人民如火如荼的抗日救亡运动,也留下了周恩来、董必武等诸多中共领导人抗日救国的身影。

    武汉50万人献金抗日

    掀起民族救亡热潮

    “‘八办’的原建筑于1944年在美国飞机轰炸日租界时炸毁,1978年在原址按原貌重建,1979年3月作为纪念馆对外开放”。在傅少瑾引领下,长江日报记者进入馆内,只见厅堂前庭院缀以假山、花木,清高风雅。馆内共4层,一楼是《大武汉·1938》展厅,展出的300多幅原始照片和80多件珍贵文物再现了武汉人民在抗战初期的英勇事迹。二楼至四楼,董必武、叶剑英、周恩来、博古等人的办公室兼卧室分别陈设,仍保持着当年的模样。电台室、机要科、机关食堂、屋顶花园等,也一一复原开放。

    在声、光、电等现代技术辅助下,一张张照片和一段段影音将观众的思绪拉回热血沸腾、抗日救亡的年代。一楼展厅的展览墙前,围聚了众多参观者,数张黑白照片和一段无声的黑白影像资料令大家驻足。画面中,成千上万的民众涌上街头,来到献金台前,台上挂着“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等横幅或标语。妇女们捐出金银细软,孩童们捐出储钱罐,老人们捐出银元,为抗日救国倾囊相助,掀起了民族救亡热潮。

    “当时的献金运动,武汉全民参与,轰动全国。这段影像资料虽然只有十几秒,但是非常珍贵,是当时的电影制片厂在1938年武汉献金运动现场拍摄的”。傅少瑾向记者介绍了当时的背景:1938年7月7日,日军逼近武汉,周恩来、郭沫若等人组织了号召市民支援抗战的献金运动。“八办”所有人带头捐献,武汉市民积极参与。活动原定3天,没想到捐钱的人太多,活动不得不延长到7月11日。当时,除了江汉关、三民路、水塔、五芳斋、武昌司门口、汉阳东门等固定献金台外,路上还设了一座流动献金台。

    时任“八办”处长的钱之光曾在《八路军武汉办事处》一书中回忆:“整个三镇都沸腾了。献金的人群从早到晚,川流不息。”

    中共代表团和“八办”代表捐款1000元;周恩来把在军委会政治部工作的一个月薪金340元全部献出;董必武、邓颖超等中共参政员也将一个月薪金每人350元全部献出。民众的爱国热情十分高涨,献金者多则上万元,少则几分钱。据史料记载,当时,电影《热血忠魂》的女演员黎莉莉献出了自己的结婚戒指;从华北沦陷区过来的一位卖药老人一天献金3次,第一次献7角钱,第二次献1角5分钱,第三次献1角钱。

    这次献金运动,正如《新华日报》评论的那样:“其情形的热烈,不仅在中国历史上空前,在世界史上也少有。”这次献金运动共有50多万人参与,武汉市民献金超过100万元,有效地支持了抗日战争。

    “八办”当时参加组织的各种抗日救亡运动,对于振奋广大人民群众的抗战热情,坚定抗战必胜的信心,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巩固和发展,唤起民众支援和直接参战,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八办’成为中国共产党在武汉团结发动民众、开展救亡运动的大本营。”傅少瑾站在展览墙前激动地解说道,“也可以看出,中国的抗战是全民族的抗战,只有动员全体民众才能取得抗战的伟大胜利。”

    “八办”旧址纪念馆馆长袁琳说,当年的献金运动,从国民政府要员、社会名流,到生活拮据的工人、农民都积极参与。他们舍小家保大家,这种誓死捍卫祖国的爱国情怀和“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民族大义,至今仍有现实意义。

    “孩子剧团”走上街头

    教唱抗日救亡歌曲

    展厅内,还有一处展品引人注目,那是一面褪色泛黄的团旗,旗面上绣着“孩子剧团”4个鲜红的大字。团旗右边的一幅黑白照片上,邓颖超在“八办”门前微笑着与“孩子剧团”的团员们合影。

    “起于上海,兴于武汉,归于延安”的“孩子剧团”成立于1937年,由一批中小学生组成,自发地在难民收容所进行抗日宣传活动。上海沦陷后,为了确保“孩子剧团”的安全,在党组织精心安排下,20多名小团员于1938年1月抵达当时的抗战中心武汉。团员当中最大的不过十五六岁,最小的只有八九岁。

    “1938年2月9日,‘八办’举行欢迎大会,热烈欢迎进行抗日宣传的小英雄们。这张照片就是当时拍摄的。”傅少瑾介绍说,“周恩来、邓颖超、郭沫若、叶挺等人参加了大会,并作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周恩来赞扬孩子们的抗日救国行动,并深情地对他们说:‘儿童是社会力量的一部分,我送你们救国、革命、创造三种精神。你们要一手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一手建立新中国!’”

    第二天,《新华日报》刊发了报道,许多少年儿童踊跃报名参加“孩子剧团”。他们走上街头、农村、中小学校、工矿企业进行宣传演讲,教唱救亡歌曲,与在汉各团体联合汇演,还参加了由人民音乐家冼星海、张曙组织的大合唱和水上火炬大游行。孩子们的爱国行动震撼了广大爱国民众,茅盾称“孩子剧团”是“抗战血泪中产生的一朵奇花”,邵力子为他们题词“赤子之心,大汉之声”。

    由于在汉开展大量抗日救亡宣传工作,“孩子剧团”很快引起了国民政府的警觉。这时,有团员想起了周恩来曾经说过的话:“有什么困难就来找‘八办’。”团员代表紧急求助。周恩来立刻安排剧团以“下乡演出”为名,连夜乘船顺长江而下,抵达黄石避险。在当地厂区,“孩子剧团”又开始为工人们表演,“让抗日的烈火继续燃烧”。直到“皖南事变”后,“孩子剧团”逐渐解散。

    来自湖北咸宁市的谢先生一边认真参观,一边用手机不断地拍照片,说是要把照片带回家给7岁孙子看。他感慨地说:“现在的孩子生活在和平幸福的年代,没有经历过苦难,也不太了解过去的艰辛。抗日战争是一场全民族求生存的抗争,我回去后要给孙子好好讲一讲那段历史。”

    傅少瑾介绍,为了发扬传承“孩子剧团”的爱国精神,后来的“八办”旧址纪念馆提出“教育后人育英才”“学习前辈兴中华”的口号。上世纪80年代,江岸区还成立“新孩子剧团”,一批中小学生接过了先辈手中的旗帜。

    今年“六一”前夕,“孩子剧团”老团员、95岁的叶伟才老人受邀来到江岸区长春街小学,向小团员们赠送了题有“救国、革命、创造”的珍贵书画。老人于1938年加入“孩子剧团”,是如今还健在的为数不多的“孩子剧团”老团员之一。老人回忆起当年奔走在武汉的大街小巷,为“保卫大武汉”呐喊的情景,仍历历在目。“当时,我们年纪虽小,但抗日救国不辞劳。很多团员嗓子喊哑了,第二天照样宣讲。几十年里,我一直心系剧团的新发展,我希望将我们当年艰苦奋斗、英勇无畏的宝贵精神传递给孩子们”。

    长江日报记者汪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