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3版:要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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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风险挑战中推动“中国之治”

在风险挑战中推动“中国之治”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重重风险挑战之下,如何以制度优势和治理能力应对挑战、赢得主动?我们就此采访了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王文。

    中国崛起面临国际局势的复杂性,超过以往大国兴衰的局面

    记者:为什么说当前我们面临的风险挑战是前所未有的?

    王文:目前全球都处在十字路口,每个国家都有焦虑、困惑。从国内的角度来讲,整个智能化时代的到来,数字化的力量犹如机器猫的口袋,一方面为社会民生提供数之不尽的便捷,另外一方面也打开了潘多拉魔盒,使社会运行出现前所未有的“即时化效应”,这对我们的国家治理是一个巨大的冲击。这包括如何应对国家发展进程中出现的黑天鹅、灰犀牛事件,如何规避发展中的陷阱等等,这些都是国家治理非常值得考虑的。

    从国际形势的角度看,西方出现了第一次的全面颓势,中国面临的不只是单独国家的崛起,而是非西方的集体政治大觉醒和集体的崛起,目前中国崛起面临国际局势的复杂性,超过以往任何一个大国兴衰的局面,中国需要克服的,不只是要避免与美国纠缠的“修昔底德陷阱”,更需要去应对各种各样的国际行为体,包括传统的大国、新型的大国,还有全球的强势跨国公司、国际组织等等,这样的所谓的分权和同质化的竞争。实际上中国是作为新型大国的崛起,开创了500年来大国崛起的新模式。

    所以中国治理中要不停地学习,中国要永远做一个“学习的大国”,不只是对国际变局、新动向的追踪与把握,更重要的是要对国内治理出现的新问题的改革和克服,这实际上是“干中学”的精神,也是一种“新长征路”的精神,是面临困局的过程中,一方面要戒骄戒躁,另外一方面要保持时不我待、只争朝夕的改革精神。

    治理好“十亿吨量级”的巨大社会,历史上是无法想象的

    记者:中国有14亿人口,这样一个大国崛起所面临的国家治理考验会是什么?

    王文:从国内的角度讲,要保持一个十亿吨量级的人口长期中高速地增长、保证就业、社会稳定、地区平衡发展、发展方式的可持续性,实际上是非常非常困难的,压力非常大,中国崛起的国内外形势是历来最艰难、最困难的。西方长期有一种“中国崩溃论”的存在,认为中国没有能力去治理好一个十亿吨量级如此巨大的社会。

    18世纪以前,荷兰、葡萄牙、西班牙等国崛起时的人口只有百万级,充其量是当下中国一个“县”的崛起;19世纪,英国、法国、德国等国崛起时,人口仅千万级,相当于中国目前一个“市”的崛起;20世纪美国、苏联、日本等国的崛起,人口是亿级,相当于当下中国一个“省”的崛起;而21世纪中国和印度的崛起,人口是十亿吨量级的,这在过去是无法想象的,它的影响力是原子弹和炸弹的区别,更重要的,它治理的难度也会越来越大。

    另外一方面,十亿吨量级崛起产生的经济效应、军事能量以及政策影响力,都面临着西方国家对中国的一些恐慌、恐惧,中国如何能够实现与国际社会的制度对接、区域统合、文明对话、共荣共生,而不至于重复过去500年“国强必霸”的道路,这也是国际上出现的形形色色中国威胁论的一个重要原因,这样一个前提下,一方面,西方国家对中国的所谓崩溃、威胁,种种揣测,都会继续持续下去;另一方面,我们也要有信心,因为我们在走前人未走过的道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一边听,一边更加自信地走。

    要在不确定性的世界,积累国家治理的中国经验

    记者:如何理解大变局下的风险、危机和机遇并存?

    王文:实际上大变局下风险、危机和机遇并存,全球治理体系加速变革,文明、技术、制度、知识和权力的各个维度上的变化,新旧力量加剧博弈,不同事物之间也在加速地更替,非线性的变量增加、不确定性的概率提升,这都是对中国治理构成的巨大挑战。

    所谓变局,有时候带来的复杂性远远超过我们的想象。它有三大特征,一方面,变局往往会带来巨大的变数。比如说,“一战”以后大家都认为永久和平到来了,不会再有战争了,结果过了不到20年又发生了危机,又发生了伤亡更为惨重的“二战”。从这个角度来讲,变局越大,不确定变数也越大,中国需要更加警惕。

    第二个方面,变局未必会带来定局,变局往往某种程度上就意味着进行时的一种状态,很有可能会逆转,有可能会加速,比如说,今年是“历史终结论”提出30周年,30年前西方被悲观论笼罩,认为社会主义的一套肯定会灭绝的,资本主义模式就是社会发展的终点,没想到现在回过去看,没有人再相信那个“华盛顿共识”,“历史终结论”基本宣告破产,也恰恰印证了变局时刻隐藏着不可测的风险,稍纵即逝,也有一些机遇在,这个时候要努力把它抓住。

    第三个方面,就是变局或短或长,有时候可能非常快就过去,有时候可能需要很漫长的一个过渡,有的时候是春天,有的时候也可能是漫长的冬天,有的时候看似春天马上到来了,有的时候却突然觉得倒春寒。所以,中国要在不确定性的世界,积累国家治理的中国经验。

    长江日报记者 周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