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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在汉提出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毛泽东在汉提出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位于汉口鄱阳街139号的八七会议会址纪念馆,依托八七会议会址而建。1927年8月7日,瞿秋白、李维汉等人分头从德林公寓步行到不远处的汉口三教街41号(今鄱阳街139号),主持临时中央政治局在此召开的紧急会议。这次“中央紧急会议”后来简称为“八七会议”。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中央召开的所有会议中,八七会议是唯一一次在历史转折的危急关头、在敌人眼皮底下用短短一天时间,解决了挽救党、挽救革命重大问题的重要会议。会议坚决纠正党内的右倾错误,确立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正确方针,对挽救党和革命作出巨大贡献。中国革命从此开始由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兴起的历史性转变。毛泽东的著名论断“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就是在这次紧急会议上提出的。

    “这样一次重要会议能在武汉召开,值得每个武汉人骄傲与铭记”。上月中旬,知名党史专家方城、张秋实,武汉人民艺术剧院编导李铁、编剧周际,先后来到八七会议会址,或在这里寻初心,或透过历史的烟尘寻找创作灵感。

    邓小平提前3天到会场

    瞿秋白三伏天连夜翻译《告全党党员书》

    八七会议会址纪念馆有一件国家一级文物——一张1.79平方尺的普通宣纸,上面书写着“八七会议会址”6个苍劲的大字,右下角署名“邓小平题”,时间是1980年5月20日。文物的原件由该馆收藏,复制件在二楼复原的八七会议会场。这几个字还被制成镏金大字,悬挂在纪念馆门楣正中。

    站在复原的八七会议会场外,中共湖北省委党校教授、党史专家张秋实对长江日报记者说,研究党史数十年,她已记不清来过这里多少次,每次都有新的感受。

    这栋房子是英国人1920年修建的3层西式公寓,时称“怡和新房”,前后有楼梯,后门通小巷,屋顶凉台与邻居的相通,发生情况便于撤离。一楼是印度人开的百货商店,周围居住的大多是富有的外国人,不大引人注意。二楼是苏联派驻国民政府农民运动顾问拉祖莫夫夫妇的住宅。

    中央紧急会议原拟1927年7月28日举行,后因故推迟到8月7日,会议在拉祖莫夫家里举行。

    由于时局紧张、交通阻隔,到会的只有当时在汉的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中央监察委员、团中央委员以及湖南、湖北的代表一共21名,加上来自莫斯科的3名代表。

    因环境险恶,会议从上午开到晚上,一天便结束。

    张秋实介绍,具体组织安排会务工作的是中共中央政治秘书邓小平,他当时年仅23岁。“邓小平在会前3天来到会场,接待代表、安排食宿、负责安全,直到结束,全部代表陆续散去后才离开,在里面一共待了6天。这也是邓小平参加的第一次中央级别的重要会议”。

    接到通知的同志到达汉口后,由秘密交通员在会前分批带入会场。入场后,大家不能再外出,夜晚不顾酷热,挤在房中席地而卧,以干粮、面包为食。房主人吩咐,如果有人进来查问,就说是在开股东会。

    湖北省中共党史学会副会长、党史专家方城从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研究八七会议,有很多历史细节让他十分感动。

    《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告全党党员书》(简称《告全党党员书》)是共产国际代表罗米那兹用俄文为八七会议起草的重要文件,在会议前一天晚上才写完。为了将中文译稿按时发给会议代表,瞿秋白在德林公寓一夜伏案疾书,翻译文稿,通宵未眠。

    “8月上旬正是武汉最热的三伏天,瞿秋白忙得大汗淋漓都浑然不觉,李维汉站在旁边用扇子给他扇风。直到天亮,瞿秋白才译完全文,推门下楼,来到不远处的三教街会场。”方城说。

    毛泽东会前一天两次遇险

    会上提出著名论断“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八七会议在极其严重的白色恐怖下召开,当时的环境有多险恶?方城介绍,毛泽东原来住在武昌都府堤,1927年“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后转移到汉口。8月6日晚,毛泽东过江到都府堤寻找为这次会议准备的发言提纲,险些被国民党搜查队发现。过江到汉口后,他又遇到国民党军警盘查,幸而机智脱险。

    纪念馆有一份八七会议记录的复制件,记载着参加者的名单、会议议程和代表发言。仔细研究了会议发言记录的方城说,尽管八七会议举行的时间只有一天,讨论时发言的却有14人56次之多。“从会议记录看,第一个发言的是毛泽东。发言次数最多的也是毛泽东,一共7次”。

    毛泽东首先肯定罗米那兹的报告很重要,接着讲了4个问题,一是国民党问题,二是农民问题,三是军事问题,四是组织问题。在讲军事问题的时候,毛泽东说:“从前我们骂(孙)中山专做军事运动,我们则恰恰相反,不做军事运动专做民众运动。蒋(介石)唐(生智)都是拿枪杆子起的,我们独不管。现在虽已注意,但仍无坚决的概念。比如秋收暴动非军事不可,此次会议应重视此问题,新政治局的常委要更加坚强起来注意此问题。湖南这次失败,可说完全由于书生主观的错误。”

    这里说的“湖南这次失败”,就是马日事变以后湖南农军进攻长沙失败的事。许克祥发动马日事变后,陈独秀开始主张以武力解决,但听说汪精卫力主“调解”后改变了态度,认为从政治上考虑目前不宜用武力讨伐。湖南临时省委开始决定调长沙附近十几个县的农军进攻长沙,后来因为中央确定和平解决的方针,中途改变计划,下令撤退。可是,浏阳等地的5000名农军因为没有及时接到命令,单独进攻长沙,被许克祥打败了。随后,各县农军被许克祥各个击破,1万多人被屠杀,湖南党组织遭到严重打击。

    “所以,毛泽东接下来说:‘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这句话后来演化成一句颇富文学意味的名言,这就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方城说。

    只开了一天的八七会议

    使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绝处逢生

    八七会议虽然只开了一天,但使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绝处逢生。

    张秋实介绍,八七会议后,以瞿秋白为首的临时中央政治局,通过各种秘密渠道和途径,向党在各地的各级组织和广大党员传达了会议精神和新的斗争策略,大大鼓舞了广大党员的斗志。同时,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命令各级党组织建立秘密工作机关,组建全国范围的秘密交通网,出版地下党刊,向阶级敌人展开新的斗争。

    蔡和森在《党的机会主义史》一文中说:“我们绝对不要忘记‘八七’以后之伟大的效果。北方有好些同志说:‘假若新方针迟来一月,我们都散了。’这不仅北方为然,全国莫不如此,尤其在两湖、上海及广东。”

    “这就是说,假如八七会议迟开一个月,或者假如八七会议确立的新方针向各地晚传达一个月,那么在中共五大召开前后党员近6万名的党组织会是怎样一种情况呢?这的确值得我们深思。”张秋实说。

    1928年4月,瞿秋白在为中共六大召开而撰写的书面政治报告中指出:没有八七会议,共产党简直是要“亡党”的,“这会议开辟了共产党的新生命”。

    方城介绍,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历史上,八七会议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第一次历史性转折。在大革命全面失败的危急时刻,八七会议制定出继续进行革命斗争的正确方针,使全党没有为极其严重的白色恐怖而惊慌失措,重新鼓起同国民党反动派斗争的勇气,从而为挽救党和革命作出巨大贡献。中国革命从此开始由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兴起的历史性转变。“可以说,八七会议是在大革命全面失败的天塌地陷之际,树立起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坚固柱石,顶起塌下来的天,托起陷下去的地,使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绝处逢生”。

    方城认为,八七会议在天塌地陷之际顶天托地的壮举,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体现了中国共产党敢于担当的魄力、危机处理的能力、自正自净的活力、坚持探索的毅力,而这些力量的根本,均在于信仰信念的定力。“这种以自我革命推进社会革命的行动和精神,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了宝贵的政治财富和精神资源。这也是八七会议的现实意义”。

    长江日报记者黄征